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v      一、典籍的定义

v      二、典籍的对外传播

v       三、典籍对外传播的研究视角

v      四、典籍传播的海外接受

v      五、现状、问题、发展

v      典籍乃是记载自然、人文、哲学理念和重要典章制度的文献。一般而论，典籍主要是指1911 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

--(李正栓，2012）

u       “典,五帝之书也”。 上古时期圣王传承下来的具有神性意味的文献

--《说文解字》许慎(汉代）

u     “籍,簿书也”。“簿”当作“薄”，引申为“凡著于竹帛皆谓之籍”

--段玉裁注解(清代)

u     典籍”是从“五帝时期传来的、具有神性或者权威性质的竹帛文献”

u     “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赵歧注:“谓先祖常籍之法度之文也”。

--《 孟子∙告子下》

---这是前人从历史的角度对“典籍”较为笼统而宏观的理解

典籍是“国家重要文献”

--《辞海》（1999:831）

（1）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典籍作品

（2）法典、制度

u     中国典籍内含“经史子集”, 主要指“群经、历史、诸子、文学”等四部分”。

u     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典籍具有文化的原型符号的特质,蕴藏着能够“遗传”并不断“再生”的文化基因。

u     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相应历史时期主流文化的意义单位,同时还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构成规则。

u     就典籍的价值而言,它指经受过一定时空考验与筛选、在推动本民族文明甚至世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献与典册。换而言之,是其思想富于原创性、主题具有恒久性的著作,含有“始典、首典、宝典”等意蕴。就其学科而言,典籍包括中国历代哲学、宗教、文学、兵学、历史、科技、法律等方面的经典作品。它们经过历史长河无数次的“大浪淘沙”而流传至今,因此,具有“披尽千沙始得金”的永恒历史价值;无论在哪个时代,典籍总是被历代学者不断地研究、增益、注疏、阐释、传播与借鉴。典籍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作为民族文化的原型符号,它本身就有不断再生、传承的功能。

u     覆盖文史哲三科，兼顾儒释道三教+科学著作

--（法律、军事、天文、地理、中医、中药、中餐、茶叶、丝绸等的经典文献）

u     统一的文明史理念，典籍的上下限

--“典籍”为“中国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上至先秦神话、寓言，下至清代末年文学、科学著作等）

v      典籍是人类传承文化的宝贵财富，但如果不传播就难以体现其永恒的价值。中国典籍由深奥难懂的古汉语写成， 一般需借助文本翻译得以有效传播。

v      典籍的传播路径，可分为

v      1)历时传播” —典籍从古到今在汉语语言文化体系里的世代流传，即“古文今译”，属“语内翻译”；

v      2)“共时传播”—典籍从源语国输出进入译语国（主要系汉译外），即“母语与外语之间的翻译”，属“语际翻译”。

v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是古汉语的主要载体，数千年来积淀而成的“子史经集” 汗牛充栋，可以借鉴的语言、文化资源远远超过现代汉语。据2008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少有2392种典籍流传至今（裘禾敏，2014）。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刘颖，2014）。

v      2006 年，国家公布第一批518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传统戏剧和曲艺类共有169 项（安东阳，2009）。

v      “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更是一片空白” 。

v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 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翻译历来就是沟通异质文明、异质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

v      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中预言东西方必将产生巨大文化冲突，而跨文化交际将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用极为审慎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弥合不同文化间的价值观与信仰，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赖，核心就在于双方文化的互通有无。中文典籍翻译出版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梦”走向世界的媒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理应得到学界、专家学者的更多关注。

v      对典籍英译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中国译者：

v      辜鸿铭( 1857—1928) 、苏曼殊( 1884—1918) 、林语堂( 1895—1976) 、初大告( 1898—1987) 、吴经熊( 1899—1986) 、徐忠杰( 1901—?) 、方重( 1902—1992) 、孙大雨( 1905—1997) 、杨宪益( 1915—2009) 、许渊冲( 1921— ) 、翁显良( 1924—1983) 、吴钧陶( 1927— ) 、郭著章( 1941— ) 、汪榕培( 1942— ) 、卓振英( 1945— ) 、辜正坤( 1951— ) ，林戊荪等。

v      辜鸿铭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是“东学西渐”的代表人物。

v      迄今为止在21 世纪初的十余年中，对我国典籍英译研究理论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有许渊冲、汪榕培、潘文国、杨自俭、张后尘、卓振英、王宝童、王宏印、傅惠生、穆诗雄、顾正阳、丛滋航、郭尚兴、王宏等。

v      19世纪初的马礼逊，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阿瑟·韦利，理雅各，翟里斯， John Minford，庞德，美国著名《易经》翻译专家梅丹理，英国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

v      辜正坤教授共用了18年时间来完成《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

v      卓振英教授的《典籍英译中的疑难考辩—以〈楚辞〉为例》

v      顾正阳教授长期从事古诗词曲英译，已发表相关论文30 余篇，出版的专著有《古诗词曲英译论稿》(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古诗词曲英译理论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等。

v      汪榕培教授、李正栓教授：诗歌、昆曲、戏剧、民族典籍英译等著述丰厚。

v      王宝童教授的《王维诗百首》(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5) 。

v      丛滋航教授编写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现状和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展望，详细论证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主体，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技巧和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的发展趋势。

v      穆诗雄教授的《跨文化传播: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从对比中英诗歌的诗体形式、诗歌理论、诗歌审美情趣入手，以传播中国诗歌文化为旨趣，去分析、比较、评判各种译例的得失，并从中归纳出切实可行的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

v      苏州大学的王宏教授，在典籍英译理论、实践、教材等方面著述突出。

进入21 世纪以来，典籍英译、出版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已被列入国家战略工程，投入巨资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有力推动了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国内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详细校勘、整理，由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盛赞，它整体筹划周全、版本选择权威、英译准确传神、体例妥当完善，代表了中国的学术、出版和翻译水平，浓缩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可以向世界说明中国。

《大中华文库》涵盖

v      《大中华文库》几乎是涵盖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全2册）、荀子（全2册）、儒林外史（全3册）、牡丹亭（全2册）、西厢记、陶渊明集、楚辞、墨子（全2册）、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全2册）、红楼梦（全6册）、西游记（全6册）、水浒传（全5册）、三国演义（全5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搜神记（全2册）、明清小品文、颜氏家训、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南柯记、封神演义（全4册）、儿女英雄传（全2册）、菜根潭、文心雕龙（全2册）、邯郸记、镜花缘（全2册）、老残游记（全2册）、浮生六记、管子（全4册）、吕氏春秋（全3册）、六韬、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黄石公三略、黄帝内经素问（全3册）、列子、新编千家诗、阮籍诗选、四元玉鉴（全2册）、商君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全2册）、元曲三百首、初刻拍案惊奇（全4册）、黄帝四经等51种92册。

v      原《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张后尘教授，对推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02年，李正栓邀请全国典籍英译专家，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首届典籍英译研讨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和第七届分别在苏州大学( 2003) 、大连理工大学( 2005) 、广东金融学院( 2007) 、大连大学( 2008) 、河南大学( 2010) 、湖南大学( 2011) 召开。（第八届与2103年又重回河北师大召开，著名诗人北塔、美国汉译家梅丹理与会，并且都在晚上的诗歌朗诵会上奉献了自己的诗作）

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召开，为从事翻译事业的人员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对于促进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以及联系学界同仁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自2005 年《典籍英译研究》( 第一辑) 出版后，此后每一届学术研讨会后都出版一辑《典籍英译研究》。

v      2011 年在湖南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决定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河北师范大学。2012 年9 月，汪榕培教授( 名誉会长) 和王宏印教授( 会长) 亲自赴河北师范大学挂牌剪彩。

v      除此之外，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也设置了典籍英译板块，对中国文学外译等方面作学术研讨。成立于四川外语学院的中国外语界面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也把典籍英译研究纳入议程之中。

v      研讨会的召开是典籍英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激励他们撰写出视角新、观点新、材料新的论文。在出版行业的大力支持下，典籍英译著作及其理论研究著作陆续出版，探讨典籍英译的论文相继发表，促进了典籍英译向更高层次发展。

v      学术期刊杂志在推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外语与外语教学》连续发表多篇典籍英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中国翻译》、《外语教学》等期刊也陆续不断地发表典籍英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中国外语》自创刊后就专门开辟了“纵横译论”栏目，发表相关论文。如今，《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燕山大学学报》推出专题研究，倾力打造典籍英译研究大舞台，颇具战略眼光，又给中国的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更新、更广阔的空间，令人鼓舞。这些期刊推出的文章还为出版社物色典籍英译人才提供了信息。许多出版社通过期刊文章发现所需要的翻译人才。期刊作用不可小觑，在推动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向前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v      一些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撰写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学位论文。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独特、视角多元、立意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好的科研价值。

v      在全国不少高校，尤其是在苏州大学、南开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有许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典籍英译研究。最近湖南大学以李荣博士为代表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他们在大量译作和译者的基础上，把研究范围集中在对译者风格、方法和原则等翻译艺术领域，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遵循的原则以及不同译者各自的翻译风格都作了详实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v      汪榕培 , 王宏.  《中国典籍英译》， 2009年，上外教社

v      郭著章，《文言英译教程 》，2008，上外教社

v      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 2009年，外研社

v      .......

v      研究视角也多种多样。

v      美学角度研究典籍英译；

v      语言学的角度对译者的翻译过程进行研究；

v      文体的角度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

v      对翻译文本进行对比分析，

v      也有对格律翻译和再现进行分析。

v      一些青年学者正在慢慢成为我国典籍英译研究的主要力量。

v      比较文学角度：近年来从译介学及比较文学角度对典籍的对外传播、影响及翻译研究也呈上升趋势，如从原型、对话、他者、母题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v      陈梅，文军(2011)以亚马逊( Amazon) 图书网上中国典籍英译本的调查以及数据分析为例，着重调研中国典籍英译国外阅读市场的情况，分析国外阅读市场读者的阅读现状。

v      调查项目主要涉及(1) 网站推荐的网页介绍，其中中国典籍与非中国典籍英译本数量的比例(即网页返回相关有用信息比例) ; (2) 中国典籍英译本涉及的文本内容范围及比例; (3) 中国典籍英译本译者的分类; (4) 中国典籍英译本出版社分类;(5) 读者参与评分人数最多的前10本译本分析。

v      在统计的1，200 本图书中，属于中国典籍的英译本为176 本。中国典籍英译本占所列书目比例为15%，其他内容图书为1，024本，它们主要是与中国各类典籍研究相关的理论书籍，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及其理论研究，对中国文化介绍的书籍特别是中华各种传统美食，中西文学对比研究，各种涉及中国典籍翻译理论研究的书和论文集。

v      调查结果显示，在属于中国典籍英译的176 本图书中，内容为文学的占81 本，哲学38 本，综合13 本，医学12 本，军事10 本，历史8 本，武术5 本，天文地理3 本，其他6 本。

v      文学占典籍英译本的46%，哲学占21%，这两大类是中国典籍英译的主要内容。

v      在属于中国典籍英译的176本图书中，外国译者翻译了114 本占65%，中国大陆译者39本占22%，中国大陆与外国合译9本占5%，中国港台地区9本为占5%，外籍华人3 本占2%，港台外合译2 本占1%。

v      176 本中国典籍英译本涉及到69 家不同的出版社。其中外国出版社56 家占81%，而中国出版社13 个，只占19%，其中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统计的176 本中国典籍英译本中我国出版社共出版了52 本，占30%。

v      由此可见我国出版社参与典籍英译本出版的数量不多，而参与数量也集中分布在几家出版社。

（5）读者参与评分人数最多的前10 本译本分析

v      根据评分参与人数的多少排名靠前的是10 本书分别是: 第一是由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出版、Stephen Mitchell 翻译的Tao Te Ching《道德经》; 第二本由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外文出版社1995 出版、Moss Roberts 翻译的Three Kingdoms: Chinese Classics (Classic Novel in 4-Volumes) (No.1-4)《三国演义》;第三为Shambhala出版社1991年出版，由Thomas Cleary翻译的The Art of War (Pocket Edition)《孙子兵法》;第四本为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外文出版社1995出版,W.J.F Jenner 翻译的Journey to the West (4-Volume Boxed Set)《西游记》; 第五本为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D. C. Lau翻译的《道德经》Tao Te Ching

v      (Chinese Classics (Hong Kong)); 第六本是Foreign Languages Press外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由Sidney Shapiro翻译的Outlaws of the Marsh (Chinese Classics 4-Volume)《水浒传》。第七是由Penguin Classics USA 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David Hawkes 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ume 1《红楼梦》第一卷。第八本是Ballantine Books 1992年出版,Robert G. Henricks 翻译的《老子道德经》。第九本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杨伯峻、赵甄陶等翻译的大中华文库之孟子。第十是由Penguin ClassicsUSA 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John Minford翻译的The Art of War《孙子兵法》。

v      如湖南大学的李伟荣博士的《论语》在海外的传播影响研究；浙江大学裘禾敏博士的《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v      从典籍英译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度和影响角度的探讨也呈上升趋势

v      中国典籍翻译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直接的手段与方式，所以翻译质量的高低、翻译意识的改变与创新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走出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不少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自觉地践行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使得典籍翻译呈现出了文化传播意识、民族复兴意识、民主意识等。

中国典籍翻译的现状是研究者多，成果多，但创新少。“四书”、“五经”翻译研究的多，其他典籍少。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蓬勃发展。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四方面：

v      思想类典籍需要新的切入角度，

v      文学类典籍需要研究文学性，

v      典籍翻译史急需梳理，

v      对外传播要有新的路径。

因此，在未来的翻译与研究实践中，国内外翻译家和翻译研究人员应多沟通、多交流，进一步厘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多借鉴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模式，拓展对“大中华文库”的研究，多建翻译团队。                        ---（赵长江，2014）

一、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现状

v      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离不开中国环境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在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今天，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特点比较明显，既有对传统观点新的挖掘，又有国际视野，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v      2013 年9 月20 至23 日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了“第八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都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反映了国内典籍翻译与研究的最新趋势。

v      在语言问题上，傅惠生提出语言的民主性问题，即中国式英语要在英语世界中发挥作用，因为英译中国典籍离不开汉语的参与，在转换成英语之后必然带有汉语的痕迹，如果形成中国式英语，不仅是语言的民主性问题，也是对英语的贡献，这种观点具有国际视野。

v      郭尚兴根据中国哲学典籍的特征和翻译原则，提出宏观相契与微观相切的方法论，即从中国哲学观念、范畴、命题等出发，与具体的翻译单位在宏观相契的前提下，以微观的关联为参照系，弄清楚翻译对象在原文本中比较准确的意义并给出基本等值或等效的译文。罗益民提出虚化和归化的问题，探讨辜鸿铭英译《论语》的价值。包通法从《道德经》英译出发，既着眼于典籍英译的经验性研究范畴，更关注典籍英译一般道性、心知和器用的思辨，纵横两向分析《道德经》英译的研究视角、范式，以期更好地推动《道德经》的翻译研究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v      夏廷德从主客体的博弈研究典籍翻译，角度新颖，观点可信。这些观点和看法具有开拓性，对今后的思想类典籍翻译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在诗歌翻译方面有文军、何功杰、张智中、杨成虎等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鲜有益的观点，对翻译实践有借鉴意义。李伟荣、李新德等人总结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情况，并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需要的内外环境和主客观条件。总之，典籍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向前推进，并上升到了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

v      在汪榕培教授和王宏印教授的倡导下，经过了近10 年的发展，民族典籍翻译在全国已初具规模。

v      《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百色学院韩家权申请到了2008 年的国家社科立项，并于2013 年12 月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v      壮族嘹歌英译与研究：百色学院周艳鲜，已经出版。目前，百色学院的教师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v      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申请到了民族出版社的专项出版资金，总计30多万元，为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

v      藏族格言诗已被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英译完成并出版，目前他英译的仓央嘉措的情歌已进入尾声。

v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和广东金融学院的黄中习对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与评论已有相当深度。

v      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史诗：大连民族学院的王维波和张志刚，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

v      东南地区的民族典籍研究：宁德师范学院的万兵和湖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彭清等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不久之后也会成为一个学术增长点。的

v      满族档案文献研究：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吴松林的研究也极具价值，并已申请到2014 年国家社科后期资助。目前，他英译了清代的诗歌，已译完了《嘎达梅林》（待出版）。

v      英译《刘三姐》：广西民族大学刘雪芹正在着手。

v      西北地区的民族史诗英译研究：天津工业大学王治国在坚守这块阵地，取得了不小成绩。

v      西藏民族学院成立了“涉藏翻译研究中心”，准备将藏族文献译成英、日、尼泊尔等语言。

v      “大中华文库”总协调人李林准备将民族典籍英译纳入到“十三五”规划出版计划之中。

v      不足之处：如译本较少，语言障碍导致后期研究不足，与国外交流相对较少，理论研究薄弱造成研究上的视野不够开阔，未能吸收民族典籍汉译或民译的技巧、方法、理论，等等。

v      传统典籍主要指中国思想类典籍，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等；文学类典籍，如诗词曲赋、戏剧、小说、散文等；其他类典籍，如科技、中医、体育、保健等。在这三类典籍中，文学类典籍始终是研究的重点，其次是思想类典籍，而其他类典籍则较少。文学类典籍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和诗歌方面，如刘泽权、冯全功、王丽耘、冉诗洋等人的《红楼梦》研究，温秀颖从叙事的角度研究《金瓶梅》的对话；在诗歌研究方面，文章不少，但多集中在语言的对比分析，还不能跳出语言的束缚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v      鉴于此，文学典籍翻译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开拓视野，转变研究思路，返回到文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学史和翻译史中去寻找新的资源，让文学典籍翻译与研究呈现新面貌。思想类典籍也是研究的焦点，但主要集中在《论语》和《道德经》两部最重要的儒道典籍上，研究的角度和译本比较多，如刘雪芹提出的《论语》的复译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但从整体研究来看，缺乏贯穿的思路，因为这两部经典译本众多，翻译的时间也较长，只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译本进行评析，难免观点偏颇。此外，除儒道两家经典之外，对其他各家思想的研究较少，如名家、墨家等，今后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的思想类典籍研究更加丰富，形成相互影响与相互借鉴的局面。

v      对于《诗经》的研究多从文学角度出发，没有从“经”学角度去研究。

v      其他类典籍的研究非常缺乏，如中医中药、算学、科技、武术、保健等，中国古代在这些方面非常先进，即使在今天这些典籍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外非常受欢迎。

v      总之，思想类典籍的翻译与研究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有的过多，有的过少。这样发展下去会出现切入角度枯竭的危险，如何使思想类典籍翻译研究更具活力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v      在典籍翻译理论研究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有以下三个方面：

v      一是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转化为理论。民族典籍在流传、翻译、传播中有其独有的特点，比如，从口头到笔头的转化，多语种翻译之间的关系，海外传播的复杂路径等等。在这些方面，王宏印教授的博士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将这些成果综合到一起，使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民族典籍翻译理论或中国典籍翻译理论，这应该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

v      二是有关典籍翻译批评和质量评估的论文不多，但也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比如，郭尚兴的典籍翻译方法论研究，刘泽权用语料库来研究《红楼梦》中的某个问题，霍跃红用计量分析的办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朱源从阐释学角度提出的典籍英译阐释方法，刘迎春的航海术语研究，李秀英的《史记》研究，熊德米的《大清律例》英译研究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对典籍翻译与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v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典籍外译史研究逐步提上日程。在2011 年湖南长沙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上只有赵长江提交了这方面的论文，到2013 年河北石家庄第八届大会时已有多位代表提交了书写中国典籍翻译史的相关论文。其中，王宏教授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提出了原则要求，徐晓敏提出了中国典籍外译史的分期，赵长江对19 世纪中国典籍英译史进行了梳理，理出了两条主线：传教士和外交官英译中国典籍，以及两条副线：词典和期刊上涉及到的中国典籍英译。这些研究为中国典籍外译史的撰写提供了思路，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搜集资料，借鉴中外史学理论、文学理论、翻译理论等，写出具有理论高度和水平的中国典籍外译史。

v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内很多学者没有认识到典籍英译的应用性，误把学术性当作典籍英译的唯一特点。这与许多学者对“典籍英译”这一术语中“典籍”的认识有关。在那些把典籍英译定性为文学翻译的学者看来，典籍英译面对的原文主要是古典文学作品，他们所举的译例也全部来源于文学名著。还有些学者虽然视野要宽一些，但也只是把一些哲学著作包括进来。

v      王宏印( 2009)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中列出的典籍，也只是在文学和哲学作品之外，加上了军事作品、宗教经典和书画论文等，仍然没有科技方面的作品。

v      --但是，王宏的《梦溪笔谈》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大连海事大学的刘迎春教授正在进行航海典籍英译研究，对《续茶经》的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的姜欣、姜怡的国家课题研究已完成， 这些成果表示科技典籍的英译也已开始

（2）学术性与应用型之间的表面矛盾

v      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典籍英译的学术性与专业翻译人才培养的应用型目标所引起的。典籍英译由于其原作深刻的思想性，以及其承载的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对译者素质和翻译质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性翻译。

v      在这股热潮中，典籍英译的教学似乎被学者们忽视了。虽然已有多部相关的教材出版，但这些教材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因为许多翻译教学单位还没有开设典籍英译课程。有关典籍英译教学的论文也比较少，涵盖的范围比较窄，一些重要的议题未能顾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没有讨论专业翻译教学，特别是翻译专业硕士学位( MTI) 教学中如何开展典籍英译教学的问题。虽然有学者讨论了英语专业本科( 刘荣强，2005)、翻译专业本科( 周亚莉，2010)、翻译方向硕士( 黄中习，2007)、翻译方向博士( 王宏印，2003) 以及英语或翻译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等多个层次( 王丹丹，2010) 的典籍英译教学问题，但对于MTI 层次开展典籍英译教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却没有人提及。

v      有一些经典的著作如《论语》的翻译，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个译本，《聊斋志异》有40多个译本，《孙子兵法》有40多个译本，而且每年都在增加新的译本，不容否认，经典的著作确实有翻译的意义，但是翻译资源的重复和浪费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一) 理论引导

v      汪榕培教授指出: 典籍英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目前我国的典籍英译受到译者个人的主观想象或局部经验以及译者个人信仰、爱好和偏见等多方面影响。典籍英译尚未从宏观上形成一个有序的系统，译作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随着国家对典籍英译的重视，“大中华文库”所收作品相继问世，从事典籍英译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但仍存在“局部精确，整体零碎”的现实。中国的古籍多为文言文体，语言大多短小、深邃、精练，“言有尽，而意在言外”，致使从事典籍翻译的译者对于典籍的翻译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有偏于语言优美的，就将译文译成韵律优美的诗歌体;偏于哲理玄思的，则对原作的思想内涵和哲理等进行深入的体会和挖掘，而形式多不拘一格。

v      王宏印教授在《意明笔透法障不参》中对典籍英译中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尝试性解决方法，对基本术语与概念的厘定、遣词造句的法则与变通、行文风格与气势的制衡等三方面予以了探讨。他在文中提到: “中国古典文化典籍英译的难点之一在于基本概念因人而异，而其中最困难的问题又在于古代文章中许多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由此造成概念的模糊不清与术语的游走不定。”他指出，应进一步结合术语的语用情况以及其他术语的相互关系，划分术语的使用范围，建立包括下位术语在内的整个术语系统。

v      在汪榕培教授和王宏印教授的倡导下，近年来一批学者饶有兴趣地做起更有特色的典籍英译工作并且成果涌现，形成以下几个特色和方向，给我们不少启示，应当引起注意并得到鼓励。

v      研究团队的区域性: 典籍英译实践和研究在部分地区形成几个大的团队，据不完全观察和了解，主要分布在大连、苏州、天津、石家庄、开封、上海、杭州与金华、南宁与百色等地。这些学者互相影响，互相激励，互相带动，形成很好的氛围和气候。区域性还表现在这些区域里的学者充分挖掘当地典籍资源，尤其是民族典籍资源，例如，东北地区重视挖掘东北民族典籍。云南、广西一带的学者都各自努力翻译当地神祗、传说人物和文化名人。内蒙通辽一带一些青年教师也开始萌生这种意识。

v      研究内容的民族性与地方性: 研究内容的民族性指一些地区的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民族特色浓郁。团队学者的组成可以是少数民族，以当地民族典籍为重点，挖掘当地少数民族英雄故事或史诗，例如百色学院的一些教师本身是壮族，他们倾力于翻译自己民族的文化，他们已经翻译出版了《壮族嘹歌》，现在正翻译壮剧。也有非全由少数民族组成但从事少数民族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的团队。例如广西百色学院韩家权教授带领团队翻译出版了《布洛陀史诗》; 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带领团队出版了《藏族格言诗英译》; 大连民族学院张志刚教授带领团队翻译出版了内蒙古达斡尔族经典《少郎和岱夫》; 王维波教授带领团队翻译了赫哲族史诗《伊玛堪》，正在出版过程中; 云南曲靖学院黄琼英教授正在研究《阿诗玛》的翻译与传播; 广西民族大学刘雪芹博士也在组织一批人从事典籍英译研究，主要研究侗族民间故事和戏剧的翻译与传播。

v      研究内容的地方性指每个地方都存在各自的文化特色和风俗底蕴，如文化名人等。一些学者瞄准当地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对象，会受到当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浙江师范大学一个团队对李渔( 浙江兰溪夏李村人) 作品进行研究和英译，已经出版两本书。这个举动可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研究并翻译和传播当地文化名人给典籍英译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v      研究形式的多样性: 学术研究可以和地方政府搞联合。百色学院的嘹歌翻译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的大力支持。学术研究为地方文化宣传服务，地方政府也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学术研究很好地为社会服务，立足本地，辐射发展。

v      研究成员的学科交叉性和国际化: 百色学院《布洛陀史诗》课题组将布洛陀史诗研究专家和壮语语言专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出版了《布洛陀史诗》。这种交叉性合作研究是民族典籍英译乃至各类典籍英译都应当加强的。《少郎和岱夫》翻译组得到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达斡尔族研究专家吴刚的支持和好评。专家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将对团队的英译工作大有裨益。

v      在典籍英译方面，外国专家替我们做过不少工作，在英语使用上，我们应当借助他们的优势，可以或合作，或合译，或请外国专家审读英文。这样有利于我们的翻译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藏族格言诗英译》邀请了美国教授，受其帮助，也获其好评。

--（李正栓，杨丽华，2012 ）

从翻译传播角度,可开展以下几方面的探索：

v      第一，研究翻译传播的内在机制及相关传播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典籍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既可以是有关翻译规律性的宏观描述，又可以是翻译主要环节的微观描摹；

v      第二，也可进行基于翻译的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从多角度探究典籍传播的外部世界，包括法律、文化、经济、道德等社会意识可能带来的影响。

v      第三，关注典籍的传播效果，它是翻译传播活动的检验标准，涉及海外典籍接受者与译语、译者、源语的多重交流与对话，同时也是翻译传播活动的归结点。

v      据此，我们要研究传播的运作规律，注意典籍出版的题材遴选、图书装帧、销售渠道等，这些因素会对接受者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况且，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是当前翻译学的前沿性课题，大有文章可做。综观近年来国家层面的重要课题立项情况，每年都有多个有关典籍英译的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资助。

v      第四，重视典籍译者研究。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其教育程度、个人学养、治学态度、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会对典籍英译作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譬如译者如何理解原作的创作意图、典籍产生的历史背景、原文的注疏版本等，译者如何把握典籍、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等，这些因素都将决定译语的质量，由此影响信息传播的信度、力度、深度与广度。

v      此外，我们还应掌握海外典籍接受者的特性、需求及接受机制。接受者因素是语际转换的重要功能机制，因为有意义的翻译实践都不是个体的行为，都会与进入传播的社会群体有关。为了有效而准确地传递信息，译者在翻译前应关注读者的接受潜势、教育水平、审美情趣、认知需求等。